萬志英《中國經濟史》Richard von Glah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引言
直至1960年代，歷史學家看待中國歷史——尤其是其經濟史時，帶著西方目的論透鏡，斷言「自由」進程會導致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烏托邦。正如我在別處提及，不論以韋伯式術語解釋為「科層封建制」的特殊類型，還是按馬克思主義分類為「亞細亞生產模式」屬其中一種，西方與亞洲學者都描繪帝制中國為靜態社會，其政權週期轉變僅在專制死水上引起漣漪。[1] 帝制中國社會與經濟靜止不動，通常歸因於帝制國家及其支配社會階級——「士紳」——的寄生特質。雖然中華帝國據信共有一般「東方專制主義」的基本特點，其特別長壽則可解釋為士紳極為持久支配政府官職、土地擁有權、精神生活與文化。例如，相對於中世紀歐洲社會力量分散在各君王、戰士、神職人員、封建主與城市團體之間，士紳則獨佔政治、經濟與文化權威並抵擋任何反對團體的挑戰，不管他們是商人、軍事將領或是不服從的知識份子。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眼中，士紳持續統治令封建財產擁有權與生產關係永恆不變，當中尋租菁英吸收在其支配的農家產生剩餘。美國學者不願採用與馬克思主義聯繫的「封建」分類，但他們對「傳統」中國社會的主流方向，實質上認同這種經濟停滯的描述。
對中國不變形象最有說服力的挑戰來自日本歷史學家。內藤湖南（Naitō Kōnan）1914年的著述，是首次提出中國政府與社會從八至十二世紀發生根本轉型（後來以「唐宋變革」為人所知），貴族支配解體，由更專制國家與更自主農村社會取代。內藤門生宮崎市定（Miyazaki Ichisada）在其1950年著作《東洋的近世》中，將唐宋變革比喻為歐洲文藝復興，兩者都一方面展現社會與文化世俗化以及理性哲學復興，另一方面城市、商業與財產及勞動力自由處置興起，成為現代世界的獨特標記。[2] 與之相對，日本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解讀唐宋變革為基於農奴的封建社會令古代奴隸—勞工經濟衰退之時刻。在他們眼中，相對於封建制的真正形式——可在歐洲與日本中世紀時期發現——中國封建制顯然能抵抗更進一步社會發展，因為中國家庭、宗族、村落與行會這些家產制社會制度頑強僵固。
中國前現代經濟觀念的重要突破出現在1960年代。斯波義信（Shiba Yoshinobu）對宋代中國（十至十三世紀）商業經濟的權威研究，標示著從單線觀念歷史至研究經濟生活事實的重要轉變。[3] 斯波以嚴謹細節重構刺激空前商業繁榮的運輸、農業及工業生產力、市場、城市結構、商業公司與信貸及融資創新。正如斯波展示，宋朝時期見證各種商品在地區、國家與國際市場的形成，包括大宗商品如穀物、鹽與木材，以及新消費品（茶、糖、瓷器）與奢侈品。雖然斯波的研究聚焦在私有商業與商業資本形成，但他否認市場經濟崛起預示著資產社會階級出現的理念。與此同時，郝若貝（Robert Hartwell）發表一系列關於宋朝中國煤與鐵工業的具啟發論文，為市場需求對工業發展的重要提供進一步證明。[4] 郝若貝的研究引證，大型企業巨大鋼鐵產出龐大，運用遠超當時西方的技術，如高爐與煉焦。郝若貝主要是著重鐵產品需求源自城市市場（特別是宋朝首都開封），同時他也強調宋朝政府——透過提供國內和平、穩定貨幣體系、運輸設施與可預期經濟政策——在減少風險與促進私人投資的貢獻。
斯波與郝若貝先導研究的成果，在伊懋可（Mark Elvin）具開創意義之研究——《中國過去的模式》（1973）中整合為對中國前現代經濟遠具雄心的詮釋。伊懋可將其中國歷史分析分為三部份，分別考察（1）從早期帝國直至十四世紀政治經濟的主要特徵，焦點落在帝制國家的軍事與財政能力；（2）伊懋可所稱的八至十三世紀「中世紀經濟革命」，聚焦在令農業、工業生產、貿易與城市前有未有增長出現的科技與制度轉變；（3）帝制晚期（自十四世紀起）成長趨平與科技停滯，導致他稱為「數量增長與本質停頓」。伊懋可總結指中國經濟發展的轉捩點出現在十四世紀，指出三項阻礙科技創新在物質與精神上進一步投資的轉變或倒退︰（1）因明朝自行實施海禁與國外接觸及貿易縮減，令中國與國際貿易中斷，海軍削弱，國家身份發展受阻；（2）「充實」中國邊疆與關閉移居出國渠道，造成勞工／土地比例不平衡加劇，窒礙節省勞力的創新；（3）對自然世界哲學興趣與支配它的努力減損，因而妨礙「科學」誕生。即使帝制晚期（特別在1550至1800年間）出現重要發展，包括農奴消失、農村交易與工業增長，以及經濟組織規模擴大，中國仍繼續受困於技術的死胡同，阻止它突破至工業革命。
伊懋可此書志不在成為詳盡經濟史，但它確實提出鮮明而創新的命題解釋中國經濟長期轉變，以及它為何無法產生像西方工業革命帶來那種改革轉變。但同樣重要的是，伊懋可確立中國西方社會科學普世分類難以解釋的「中世紀經濟革命」觀念，挑戰以西歐歷史經驗為首的慣常假設。為回應伊懋可對比中世紀經濟革命與其後經濟增長緩慢，研究帝制中國晚期的歷史學家聲稱，自十六世紀起中國經歷「第二次經濟革命」，其特色為︰強制勞動消失；私人企業在經濟管理相對政府的優勢；農村工業增長；市場覆蓋範圍增加；私人交易與公共財政非常貨幣化；對外貿易量擴張；以及人口與經濟產出矚目上升。[5]
然而，即使就自宋朝起市場對經濟生活影響日益增加一事開始取得共識，許多學者仍認同伊懋可的確信指，中國帝制後期經濟一直困於某種阻止轉型式成長的結構均衡。相對於斯波、 郝若貝與伊懋可的研究著重商業發展，部份學者如趙剛（Kang Chao）與黃宗智（Philip Huang）則強調由小型家庭田地主導的農業經濟內生限制帶來那些束縛。[6] 趙與黃主張由家庭生存所需主導的農業生產模式持續，阻礙節省勞力的科技創新與資本密集耕作形成。利用土地與市場的機會諷刺地增強，以黃的字眼來說，勞動生產力遞減的「退化」規律與「成長卻沒有發展」。鄧剛（Kent Deng）特別點出自由農民家庭的「絕對」土地擁有權非常重要，是結構均衡的關鍵，在他眼中這種均衡與中華帝國自其上古源頭的發展一致。鄧假定儒家意識形態、帝制國家與土地擁有體系互相連繫，促進經濟穩定、體面而且按當時標準富裕的生活、商業擴張、人口增長與軍事安全，但這以農業為根本體系的長處也阻礙轉型改變。[7]
這種中國經濟受農民生產模式束縛的見解，受到埋首於新古典經濟學原則的學者爭議，他們主張農民家庭受勤奮、節儉與積累的規範教導，對價格因素轉向遠離政府干預並運作良好的競爭市場反應正面。雖然前現代科技束縛——特別在運輸上——限制市場主導發展的潛力，1870年後因運輸、資訊與科技改進帶來的區域與國際市場增長（最少在某些有利地區），卻產生實質所得提高與持續經濟成長，直至1930年代大蕭條與日本入侵開始為止。[8] 退化命題也受李伯重（Li Bozhong）的論述挑戰指——相對於伊懋可敘述明清年代的科技停滯——中國農民以發展新農業技術與家庭勞力投入手工業持續創新，在帝國晚期年間推動家庭所得與農村繁榮。[9]
對中國農村經濟性質的爭議，最終取決於此一問題︰它應否大致理解為中國獨特歷史經驗的產物——其中最重要特點為小農佔多數與獨特的「農民」精神——還是相反，理解為受經濟行為普遍法則主導，農戶斷然回應市場誘因，行為與企業公司相似。在1990年代，嘗試超越這些顯然陷入僵持的衝突觀點，讓後來稱為中國經濟史「加州學派」（“California School”）崛起。加州學派一群應用比較經濟史的分析工具，以世界歷史觀點框架研究中國帝制晚期經濟，挑戰西方制度、文化與政府在推動經濟增長上內在優越的長久假設。[10] 在其對導致英國而非其他地方工業革命突破的「大分流」創新研究中，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提出制度差異實際是否產生不同經濟表現結果的問題。[11] 彭慕蘭爭論指，即使制度組合有異，前現代經濟最發達區域——包括但不限於歐洲的英國與荷蘭與中國長江三角洲，還有印度孟加拉與東日本——顯示出阿當·史密斯指認為經濟增長動力的根本相似基礎︰市場擴張與專職勞工。彭慕蘭因而拒斥黃的退化模型，論說指中國農業家庭與企業同樣有效率回應土地、勞工與資本的定價市場。同時彭慕蘭強調史密斯式動態對經濟增長的限制，以及進一步發展的更強束縛，這大部份是因為自然資源耗盡，而十八世紀末世界所有經濟領先區域都面臨這種情況。現代經濟增長的突破不是來自更為擴展史密斯式市場動態，英國從其殖民地帝國解決資源限制，以及能源革命發展（以煤為動力的蒸汽技術）的獨特優勢，才是工業革命的真正基礎。
由彭慕蘭及其他加州學派歷史學家引發的激烈辯論，過去十五年無疑已是最熱烈討論的議題，也是比較經濟史領域新學術研究最重要的刺激創造因素。[12] 加州學派最重要影響——並將成為其恆久遺產的——是它在比較歐洲、亞洲與其他地區經濟制度與表現時堅持精確與一致。為回應——這些回應絕大多數是嘗試反駁——彭慕蘭的「大分流」命題，經濟史家熱切注重於建立經濟指標的量化標準以測試其論點。結果，近來以比較歷史角度看待中國經濟的學術風潮，大多數局限於可以運用量化指標的議題與時代（而縱然如此，正如我們將會看到，仍受到實際證據的限制嚴重阻礙）。結果是這種學術研究甚少檢視十八世紀前的中國經濟史。此外，由於尚未有定論的原因，「大分流」辯論似乎吸引經濟經濟學家多於歷史學家，受其刺激的新研究推動力多數來自——除加州學派學者本身外——亞洲與歐洲學者，而不是北美學術圈。
在「大分流」辯論引起對中國經濟史的新注意令人欣慰同時，近期比較學術研究偏狹著重個別制度與量化指標，也導致學者忽視中國經濟整體及其歷史發展。學者並未充分注意制度價值總是建基於特定脈絡；沒有一套制度在所有歷史條件下都最合適有效——彭慕蘭有力主張這點，但經常遭忽視。本書目的在於以中國經濟自己的語言敘述其故事；又或者我應該說，透過經濟生活透鏡檢視中國歷史的故事。中國歷史的學者與研究者，還有比較經濟歷史學家，現時都欠缺中國經濟史即使是基本知識的入門。中國一直出版中國經濟通史——或許最權威者，是經十一名編輯指導、由經濟日報出版社出版的十六卷《中國經濟通史》（2007年第二版）——但這些通史仍受陳舊馬克思主義教條拖累，未能整合幾乎任何西方學術研究，只有間歇涵蓋日本學術研究。意外的是，過去半世紀日本學者甚少嘗試整合檢視中國經濟史。值得一提是最近出版由岡本隆司編輯的書籍，該書提供從新石器時代至1978年新近經濟改革前夕期間中國經濟史中肯但非常濃縮的概觀。[13] 但除部份例外，此作幾乎完全取材自日本學術研究。伊懋可《中國過去的模式》現在已出版超過四十年，仍是——而且大致適任地——未能掌握中文或日文西方學者與研究者的基本參考，但伊懋可此書不是志在成為中國比較經濟史，而且書中許多內容已由新知識取代。
本書跨越從青銅時代至二十世紀開始的接近十三世紀，厚顏試圖填補此空缺。正如上文描繪近期對前現代中國經濟爭論的簡短概覽暗示，此研究領域由分歧的詮釋區隔，而正如其後章節展示，在中國歷史幾乎每一段時期，許多主要議題難以達成共識。由於本書志在擔當整合著作，我致力達到平衡與客觀；當我陷入學術爭議並做出自己的詮釋選擇時，我也嘗試提及不同意見並證成我自己的判斷。我對加州學派——擔當一種方法而非學說的加州學派——的認同將是不證自明，但我希望我成功為互相競爭觀點提供公平的論證。
我的目標是以現有最佳學術研究為基礎，為中國經濟非常長期發展寫下連貫而整合的敘述。當然，由於時間、篇幅與資源的限制，遺漏無可避免，部份內容無疑忽略有價值的學術研究。我並未為中國經濟提出統合的理論；在這方面我希望真正讓「魔鬼在細節中」。但本書確實有一貫穿這敘述的論證。首先，本研究拒斥任何歷史或經濟發展單線與階段式的說法。其次，它否定新古典經濟學一項基本假設，即認為市場是經濟發展與財富創造的唯一推動力。現代經濟增長（前現代經濟增長也是如此）主要不是來自市場擴張，而是來自新知識與技術促成的創新。經濟史家一直著重市場的狹窄關切，蒙蔽其他制度——最明顯是國家——對推動經濟發展的影響。
不用說，在中國的情況，帝制國家持續兩千年，國家身影對其臣民的生命與生活顯得特別龐大。正如前述，帝制國家異常長久讓西方社會理論家將中國分類為一種「東方專制主義」，當中帝制規則的遲滯效應，為政治與經濟制度殖入深刻惰性，抗拒經濟行為與經濟史的常態。西方社會科學一直持續這樣描述中國「專制」特色甚至到最近。[14] 過去數十年，中國的歷史學家一直致力反駁此錯誤印象，刻畫自十六世紀中期起私人經濟矚目擴張，政府在管制經濟生活的角色縮減，甚至政府允許地方社群領袖實質自主，令「公民社會」可能形成。除此之外，王國斌（R. Bin Wong）之研究已重整我們對帝制晚期中國國家的認識，透過闡明領導者的實際目標、能力與決心，以及國家行動——不必然是有意為之——如何為經濟增長正面貢獻，駁斥暴虐無度政府致力於為皇帝斂財聚富這種誇張印象。[15] 縱然如此，中國帝制晚期應視為「窒礙創新而且鼓勵普遍腐敗」的「恩庇經濟」這種信念仍廣泛流傳，即使在專門研究中國經濟的學者間也是如此。[16]
在歐洲史研究中，越來越多經濟學家與歷史學家開始意識到，現代早期各領邦（territorial states）的權力整固，促進國家財政與基礎建設能力，並鼓勵國家干預以推動對經濟增長有正面影響的經濟福祉。相對於認定政府是總在尋租的障礙，不斷干擾市場力量自由發展，這系學術研究嘗試重新指出，現代早期國家對培育或支持以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為頂點的經濟發展不可或缺。[17] 國家達成此目標的做法，是透過推動與保護新知識、投資公共財，以及藉由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在1884年定義為「重商主義」那種政策栽培萌芽的戰略行業︰「全面改革社會及其組織，還有政府及其制度，以全國國家取代地區與領土經濟。」[18] 政治中央集權削弱不利於市場整合、商業競爭、科技傳播與工業投資的城市及封建領地壟斷、特權與統治權威。[19] 發動戰爭雖然帶來短期動亂，卻對國家形成與長遠經濟發現有重要影響。[20] 相對於純粹延伸市場擴張與專職勞工的史密斯式動態，現代初期歐洲經濟增長孕育自熊彼得式原則，當中不是由完全市場，而是由不完全市場刺激創新與經濟增長。追求國家主權與地緣政治權力不只導致國家財政能力擴張，也導致保護產權（包括透過專利保護知識產權）、投資「初生」工業、技術勞工流動增加、採取新科技，以及建立在全球擴展的貿易網絡。[21]
我們也看到這種熊彼得式動態出現在中國歷史。帝制國家不是一成不變的龐然大物。正如經濟隨時間演變，政府及其制度也是如此。國家財政措施與更廣泛經濟的互動，在不同歷史環境與意識形態信念下產生相異結果。從熊彼得式觀點而言，有時中國帝制國家以提供國內和平、國際安全與公共財投資——教育、福利、運輸系統、水利與市場制度標準——並建立推動農業與商業史密斯式增長的制度基礎建設，刺激經濟增長。國家在創造需求（包括發動戰爭）的角色也在刺激經濟中身影顯著。在帝制晚期年代，中國統治者信奉新儒家意識形態，厭惡（與新古典經濟學並非沒有相似之處）國家干預私有經濟。雖然這種減稅與盡量減少政府侵擾的信念——與西方社會理論家想像的「東方專制主義」相距甚遠！——對鼓勵經濟擴張的史密斯式動態有正面影響，但政府基礎建設能力貧弱，限制同期發生在現代早期歐洲那種熊彼得式路線的經濟增長。
這至少是應受嚴謹研究與分析的假說。我希望，本研究將會為比較經濟史提供一套新指標，但我主要目的是為前現代中國經濟發展呈現一套連貫的敘事。無論如何，我熱切渴望本研究可以切實展開對三千年間中國民眾生命與生活——以及其多元、想像力與工業——的正確理解。
[1] 有關此處對帝制中國歷史學更深入的討論，見von Glahn 2003a.
[2] Miyazaki 1950.
[3] Shiba 1968.
[4] Hartwell 1962, 1966, 1967.
[5] Rowe 1985.
[6] Chao 1986; Philip Huang 1985, 1990.
[7] Gang Deng 1999.
[8] 關於這項主張與支持它的學術研究概要，見Myers 1991.
[9] Li Bozhong 1998, 2003.
[10] 「加州學派」一詞由Jack Goldstone 2000創造。這一系學術研究的開創著作為Wong 1997與Pomeranz 2000. 其他按此方法而值得注意（但在分析與結論上有多方面分歧）的著述包括Flynn and Giráldez 1995; von Glahn 1996a; Lee and Campbell 1997; Frank 1998; Li Bozhong 1998; Marks 1999; Goldstone 2002; 以及Sugihara 2003. 在其他議題外，加州學派學術研究也挑戰普遍觀點認為，自十六世紀整合至全球經濟帶來負面影響，讓中國人口貧困並令中國受西方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支配。關於這點，特別見von Glahn 1996b, Frank 1998.
[11] Pomeranz 2000.
[12] 關於中國農村經濟與加州學派學術研究辯論的更深入討論，見第九章。
[13] Okamoto 2013. 岡本一書近半用於五十九篇本身完備的短文(每篇一至三頁），為個別題目與制度提供寶貴摘要。
[14] 重要例子見Mann 1986, Landes 1998, Macfarlane 2000, 以及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2.
[15] Wong 1997, 2012.
[16] Brandt, Ma, and Rawski 2014: 79. 這只是這群作者對帝制國家分析的其中一面，但在他們眼中，恩庇經濟是其中一項帝制國家——或許是主要一項——持續至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遺產。見前引文︰106.
[17] 我特別受Reinert 1999; Epstein 2000; Reinert and Reinert 2005; 與O'Brien 2012的研究影響。亦見太遲面世讓我無法在此提及的Vries 2015.
[18] Schmoller 1967: 51. 遺憾的是，我們對重商主義理念與政策之歷史角色的認知，主要是由重商主義最敵意的批評之一，Eli Heckscher 1955形塑。對重商主義更基於歷史與更公正的評價，見Magnusson 1994.
[19] Epstein 2000.
[20] Findlay and O’Rourke 2007; Rosenthal and Wong 2011.
[21] Reinert and Reinert 2005; O’Brie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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