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經濟轉型最有力證據可從城市在數量、大小與構造上的顯著轉變發現。考古學家找到在這時代超過400處圍牆定居地，當中114處涵蓋面積最少一平方公里（地圖2.4）。戰國時期城市矚目增長在王都規模上最為明顯。七大國都城最長的城牆全部延伸超過四公里；最大型者是燕國的下都，延伸八公里。表2.1展示以其最長城牆長度計最大二十城市（但要注意，這列表中有部份重要遺漏︰例如，公元前362年定為魏都的大梁遺址仍未發掘）。除了遠比之前的春秋城市大，戰國城市也在形態上展現明顯轉變。春秋城市主要特徵是在更大圍牆城鎮中心包圍統治者王宮的加固內牆，這種設計強調城市擔當統治者防衛堡壘的功能。反之，戰國時期王城通常由城牆與運河分隔成兩（或更多）區︰王宮區域由大型城牆區隔，主要宮殿與廟宇在此聳立；平民區用作銅、鐵、翡翠、骨器與鑄幣作坊，以及工匠、商人與在附近田地工作農民的居所。
地圖2.4 根據考古發掘的戰國城市
來源︰Emura 2005: 68，圖22。
表2.1 戰國時期城市規模（所有日期均為公元前）
城市
|
城牆建築
紀錄日期
|
國家
|
最長城牆
（米）
|
面積
（平方公里）
|
國都
|
（1）下都
|
燕
|
8,000
|
32
|
*
|
|
（2）咸陽
|
350
|
秦
|
7,200
|
*
|
|
（3）壽春
|
楚
|
6,200
|
26
|
*
（241-224年）
|
|
（4）新鄭
|
韓
|
5,000
|
*
|
||
（5）邯鄲
|
趙
|
4,880
|
19
|
*
（從386年）
|
|
（6）臨淄
|
齊
|
4,500
|
20
|
*
|
|
（7）郢（紀南）
|
519
|
楚
|
4,500
|
16
|
*
（至241年）
|
（8）靈壽
|
中山
|
4,500
|
*
（約380-296年）
|
||
（9）安邑
|
385
|
魏
|
13
|
*
（至362年）
|
|
（10）蓼
|
楚
|
3,775
|
|||
（11）曲阜
|
魯
|
3,700
|
10
|
*
|
|
（12）雍
|
秦
|
3,480
|
10
|
*
（至383年）
|
|
（13）薛
|
323
|
齊
|
3,300
|
7.36
|
|
（14）周王城
|
510
|
周
|
3,200
|
*
|
|
（15）蔡（上蔡）
|
楚
|
3,187
|
*
（至447年）
|
||
（16）曲沃
|
晉
|
3,100
|
*
（至403年）
|
||
（17）宋（商丘）
|
宋
|
3,050
|
*
|
||
（18）絳（襄汾）
|
韓
|
2,700
|
5.0
|
||
（19）晉陽
|
趙
|
2,700
|
|||
（20）紀王城
|
鄒
|
2,530
|
*
|
來源︰Xu Hong 2000.
戰國時代城市形態轉型可明確見於齊國都城臨淄。臨淄特色為城牆包圍西南角小型宮殿區，此處擁有鑄鐵廠與鑄幣廠，旁邊為六至二十米闊街道交錯的更大舊城，形成網狀格局（圖2.1）。臨淄宮殿區是較近期加建，讓考古學家懷疑它是田氏在公元前362年廢黜齊國世襲朝代後建造。宮殿區內作坊無疑是國營企業，而更小型私營作坊集中在大城中部、東北與西方區域。[64] 這種格局也可見於燕國下都，它在戰國王都中最大，大型國營鑄造廠、鑄幣廠與作坊聚集在王宮四周，同時小型私營作坊分散在平民居住區（圖2.2）。下都西牆區從未運用；顯然此處圍牆地是秦在公元222年滅燕前，預期未來城市擴張下建造。[65]
圖2.1 臨淄考古重構
圖2.2 下都考古重構
來源︰Chen Shen 2003: 圖12.1。
但比這些大型王都還更重要的是，中原南部性質更商業的小型城鎮形成密集網絡，特別是魏國與韓國（大致相等於現代河南省）。此地區是主要貿易路線樞紐與最重要產鐵區。銅器與漆器考古證據也非常集中在魏與韓，還有楚國南部（地圖2.5）。在李悝統治下，魏採取意在從市場變化無常中保護農民的政策。但在公元前四世紀中期，在白圭擔任首席大臣職位期間，魏傾向於自由放任立場，容許商人在國家控制外擁有可觀的自由。[66] 後來魏即使軍事力量衰退，卻經歷強健商業成長。在公元前289年，當秦重奪在李悝時喪失於魏的河內地區時，秦國軍隊佔領超過六十座圍牆城鎮。在公元前260年，一名魏國政治家自誇都城大梁東面魏土包含「十七座大縣城，每座有城牆千丈，人口萬戶，還有超過三十座有市集的小縣城。」（原文︰千丈之城，萬家之邑，大縣十七，小縣有市井卅有餘。）[67] 不幸的是，此地區不斷遭受黃河氾濫淹沒，正如稍看地圖2.4所示，此處發掘的戰國城市甚少。
地圖2.5 戰國時期城市遺址與經濟活動
來源︰Emura 2005: 76，圖23。
魏國許多縣城人口萬戶的聲稱不能照字面數字採信。其他資料來源指較小城鎮人口大約1,000人，較大城市有10,000名住民，王都或許遠多於此——雖然據指一名公元前三世紀政治家聲稱臨淄有70,000戶之數，肯定是誇大其詞。[68] 雖然如此，密集商業城鎮網絡覆蓋魏國領域的說法看來真實。主要商業樞紐全部位處中原心臟（見地圖4.2）。宋國陶城在主要東西與南北貿易路線交匯處，據說「位處天下中心，四方通各國，是所有商品交易之地」。（原文︰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69] 衛國都城濮陽也同樣以主要國際貿易交匯點而繁榮。[70]
考古研究證實戰國城市擔當大規模工業商品生產地的重要角色。銅器——尤其是武器——與陶器都普遍刻上製作工匠的名字，反映這種在大型國營作坊大量生產的轉變。公元前三世紀管理整年工作安排的一份年曆指示，「商品必須銘下其製作者名字，以令其誠信得到監察；假如工藝不足，標示者必須受懲罰，以撲滅這種背信行為。」（原文︰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71] 器具銘文通常記下工匠、作坊主人與監督官員的名字。在魏國國家作坊鑄造的銅製禮器，指明由誰下令鑄造禮器；製造日期；監督官員；工匠；以及器具容量與重量。[72] 在許多例子中作坊由稱為司寇的官員監督，司寇原本是負責司法與治安職務的官職。到此時司寇通常獲任命監督公共工作，因為國家作坊大多數工匠是囚徒勞工。[73] 在邊陲國家更為政治集權的體制下，許多工業生產由國家管理。雖然私人作坊製造消費商品，其製作在國家官員嚴密監督之下。[74]
在秦國，武器生產與儲存保留在中央政府嚴密控制下。秦國武器銘文往往指定武器派送地區，通常遠離生產地。反之，在晉繼承國魏、韓與趙，軍備製作分散各處。軍備作坊也兼作武器存庫（庫），出現在許多地方城市——魏國至少有十七例。[75] 同樣地區差異模式在見於貨幣製作。相對於秦、楚、齊與燕的官僚國家，鑄幣大多數限定在國都的中央鑄幣廠，晉繼承國許多城市以自己的名義發行錢幣。魏、韓與趙屬於都城的錢幣樣本相對較少；這些國家發行的大多數錢幣在地區鑄幣廠鑄造，通常在同樣擁有武器作坊的城市。此外，同一鑄幣廠鑄造許多不同類型貨幣；例如韓（譯按︰應為趙）國城市晉陽生產刀幣、鏟幣與圓錢，引證它與齊及秦貨幣區的連繫。
貨幣與武器製作證據進一步證實，相對於邊陲官僚國家盛行中央高度控制內部經濟，晉繼承國城市享有可觀政治、軍事與經濟自主的推論。在這些集中在周疆核心地的城市中，私營商業與獨立商人階級在國家控制外享有更大自由。[76]
城市同時以貿易與工業中心而繁盛，雖然目前為止考古研究對理解市集這獨特城市空間的演化幫助有限。在春秋文本中，「市」一字指城市內公共集會處，是節慶、公民大會與公開處決的場地，但沒有提及商業活動。[77] 但是到戰國中期，市已擁有城市市集的意義；的確，市集已成為城市的同義詞，正如城市邑（「有城牆與市場的定居地」）一詞經常出現所確認。商業對國家福祉的實際價值，在現存齊國「市場法」殘片中得到確切表述︰
真正王者領土中沒有市場，霸主也不需要設立商店。但中型國家從商業中獲利，小型國家完全依靠它。市場是百貨之源與統治支配資源的標準。中型國家能在市場獲利會變得強大；小型國家能在市場獲利會保持安穩。當市場興盛，貨物流轉；當貨物流轉，民眾……[圖案遺缺] 而各國財物會前來。當各國財物前來，即使是小國也會變得富有。[78]（原文︰王者無市，（霸）者不成肆，中國利市，小國恃市。市者，百（貨）之威，用之量也。中國能【利】市者強，小國能利市者安。市利則（貨）行，（貨）行則民…… 則諸侯財物至，諸侯財物至則小國富。）
相對於周朝早期「王者」無憂平和的時代，在劇烈競爭戰國世界，從貿易取得的貨物與徵收商業稅產生收入對國家存亡至關重要。商業在最小型國家價值最大，它們缺乏人力派出大型軍隊。
不意外的是，專制君主密切監視市集，任命檢查員監察商人活動與維持潛在難以約束城市群眾間的秩序。在秦都雍，考古學家在城市西北部辨別一處150米寬180米長的長方圍牆區域為市集。每幅城牆中央有一道城門，市集內部由交集街道形成網格劃分。[79] 齊國「市場法」規定市場必須位處城鎮，市集規模需與城鎮規模成正比；以王都為例，市場應為400平方步（大小大約是雍市集三倍）。齊「市場法」也規定市場應由城牆包圍以限制出入，但城門要足夠大以允許貨物易於流動。店舖應按行業整齊排成列，店舖大小與其貨物貴重程度成正比（較便宜商品獲許有更多空間）。[80] 不幸地，我們沒有關於晉繼承國商業城市市場組織的文字或考古證據。
政府檢查員定期監察商業活動。許多戰國陶器與漆器以墨水銘下圖案「市」（「市集」）或「亭」（政府哨所與警崗）——或者組合為「市亭」——據信是負責確保貨物品質那些地區市場檢查員的認證標記。[81] 最近發現楚國城市蔡（表2.1第15項）的封泥藏處，為政府如何管制市集提供更多線索。這些封泥許多帶有「市」一字的刻字，引證不同類型市場的存在，例如「夜市」與「匠市」。一罕見圖案據信是指私營店舖，也許引證金匠與售賣織物及刺繡店舖的存在。許多封泥可辨識為「市場容器」或「蔡市場容器」，大概是指蔡市集常用的量度單位。最大一組封泥提及「政府倉庫」（府），包括「右府」；「東（也有西、北與南）府」；與糧府。其他封泥銘有地方名字，動物圖像（或許是商標），或者「信任」（信）、「誠實」（篤）與「保證」（質）這些刻字。雖然大多數封泥來自蔡與楚國其他地方，少數封泥則來自魏、秦與齊。[82] 總體而言，這些蔡封泥證實城市茁壯的商業生活、市場眾多、外國商人與當地私營貿易商混合並存，以及國家以獲取商品者與市場行為管制者身份深入參與城市經濟。[83]
[64] Xu Hong 2000: 98–100.
[65] Chen Shen 2003.
[66] Emura 2005: 132–34.
[67] 《戰國縱橫家書》︰165，第二十六章，＜見田□於梁南章＞；亦見Emura 2005: 78–87; Sahara 2002: 310.
[68] Emura 2005: 60. 臨淄人口70,000戶的數字紀錄在《史記》69.2257. 臨淄顯然是當代人眼中印象深刻的商業大都會。在向漢武帝（公元前141至前87年在位）一次進言中，一名齊地當地人聲稱臨淄有十萬戶人口，該城住民數量與財富都超越都城長安。見《史記》52.2008.
[69] 《史記》129.3257.
[70] Emura 2005: 93–94; Utsunomiya 1955: 110.
[71] 《呂氏春秋》1: 516，＜孟冬紀＞；稍有不同的英文翻譯見Knoblock and Riegel 2000: 225. 此段也出現在《禮記》第六章＜月令＞。見《禮記》2A: 273–74.
[72] Huang Shengzhang 1974b.
[73] Yang Kuan 1998: 107.
[74] 關於例如陶器、骨器與石製裝飾，以及鐵器等行業的私人企業，燕國與秦國的情況分別見Chen Shen 2003與He Qinggu 2003a.
[75] Huang Shengzhang 1974b: 40.
[76] Emura 2005: 116–37. Sahara (2002a: 152)對此觀點表示懷疑，主張晉繼承國城市主要是在官僚統治下的軍事城市，但我發現Emura的論點更有說服力。雖然在所有地方國防與軍備行業都佔城市生活與工作的顯著位置，晉繼承國最適合理解為在政治結構與經濟生活與集權官僚國家明顯不同的同盟城市聯盟。例如，秦國在其領土四處建立以群為單位的平行軍田機構（共三十六處）——高於並有別於文官政府縣單位。反之，晉繼承國只建立少數（為數三至六個）郡為邊境地區的防衛緩衝。
[77] Hori 1996: 211–14; Sahara 2002a: 307.
[78]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1985: 31.
[79] Yang Kuan 1998: 128. 該市集建造日期未明。雍從公元前677年至前383年擔當秦國都城，此後仍是重要的城市。秦據稱最初在公元前378年實施市場管制。
[80]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1985: 32. 亦見Emura 2005: 160.
[81] Emura 2005: 117.
[82] Zhou Xiaolu and Lu Dongzhi 2005.
[83] 另一組封泥樣本現在已辨識為政府官員封泥，用於管理可獲暴利的鹽貿易。見Zhao Ping’an 2004.
上回
下回
目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