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則產自某些人的動機，我們可以想像那些表現出這種動機的人為道德倡議者(moral entrepreneurs)。我們將注視兩種互相關連的人，即規則建立者(rule creators)及規則執行者(rule enforcers)。
規則建立者
標準的規則建立者——雖然，我們之後會看到，不是只有這一種——是運動改革者(crusading reformer)。他熱衷於規則的內容。現有規則未能令他滿意，因為有些罪惡深切困擾他。他感到，假如不建立規則以消除這些罪惡，世界上任何事都不會正確。他以絕對的道德行事；他看到真正及完全的罪惡，這絕對不能容忍。為消除這種罪惡任何手段都可以接受。這位運動家熱情正直，通常也自以為是。
我們可恰當想像改革者為運動家，因為他們通常相信其任務神聖。禁酒主義者正是這樣的例子，試圖壓制賣淫及性偏差或消滅賭博的人亦然。
這些例子指出，道德運動家是好管閒事之徒，熱衷於將自己的道德標準強加於人。但這只是其中一面的觀點。許多道德運動都有強烈的人道主義呼聲。運動家不只熱衷於看到他人做他認為正確的事。他也相信他們做正確的事對他們有益。或者，他認為其改革可以避免一個人受他人某種利用。禁酒主義者認為他們不是單純將其道德強加於人，而是試圖為因酗酒而無法認識真正美好生活為何的人，提供更美好生活方式的條件。廢奴主義者不是單純試圖阻止奴隸主做錯事；他們試圖幫助奴隸達致更美好生活。因為人道主義動機相當重要，道德運動家(即使他們比較單純地獻身於他們認定的個別理由)往往取得其他人道主義運動家的支持。約瑟夫‧古斯法特(Joseph Gusfield)指出︰
19世紀美國戒酒運動，是透過改善道德及經濟環境，以改進人類價值這種普遍努力的一部份。宗教價值、平等主義及人道主義混雜，是許多運動中道德改革主義的重要一面。禁酒支持者組織各種不同的運動，例如嚴守安息日、廢奴、女權、平均地權及人道主義，以改善許多貧困人士的境況……
女性基督徒禁酒聯盟(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 WCTU)的次要關注，反映出對改善低下階層福祉的熱忱。它活躍參與確保刑事改革、減少工時及增加工人薪酬、廢止童工及其他各種人道主義與平等主義的活動。在1880年代，WCTU致力推動立法保護工作的女孩不受男性剝削(75)。
正如古斯法特所言(76)︰「這種道德改革主義顯示出制宰階級走向在經濟及社會結構地位較不利那些人的趨勢。」道德運動家通常希望幫助在他們之下那些人取得較佳地位。在他們之下那些人不一定喜歡他們提出的救贖方法，則屬另一回事。但道德運動家通常由社會結構較高層的人主導，意味着他們加強了他們從其道德地位而來的正當地位，以及從其較高社會地位而來的力量。
自然，許多道德運動家從那些動機比他們不純正的人中取得支持。因此，有些工業家支持禁酒運動的原因，是他們認為該運動可為他們提供更易管理的勞動力(77)。與之相似，不時有傳言指內華達賭博業既得利益者反對加州試圖令賭博合法，因為這將嚴重打擊他們極為依賴南加州來客的生意(78)。
但是比起手段，道德運動家更為注重結果。到了起草特定規則時(通常形式是向州議會或聯邦國會提出法案)，他經常依靠專家的建議。律師——草擬可獲接受法案的專家——往往扮演這個角色。管轄該項議題的政府部門也可能擁有所需專業知識，正如聯邦禁毒處之於大麻問題那樣。
然而，因精神病學意識形態日漸為人接受，新的專家由此出現，那就是精神病醫師。薩瑟蘭討論性精神病犯法的自然歷史時，就指出精神病醫師的影響(79)。他提出性精神病犯法(sexual psychopath law)——該法規定「被診斷為性精神病的人可因其疾病無限期禁閉於州立醫院(80)。」——會在以下情況中得到通過︰
首先，這些法規通常是在一連串嚴重性罪行發生，並引起社區恐懼狀態後制定的。印第安納就是這種情況，該州在印第安納波里發生三至四宗性侵犯——當中兩宗涉及謀殺——案件後通過法律。眾多家庭購買槍械及守門犬，該市五金店的門鎖及鏈條供不應求……
建立性精神病犯法過程的第二項元素，是社區為回應這種恐懼的激烈行動。社區的注意力集中在性罪行，環境極為不同的人們都在想像其危險，並認為有需要並有可能控制這種危險。
建立性精神病犯法的第三階段是委任一個委員會。該委員會負責收集不同個人與群體眾多互相衝突的建議，試圖判定「事實」，考察其他州份的做法，並作出各種建議，這些建議通常包括立法議案。雖然普遍的恐懼通常在幾日後平息，委員會卻有正式責任跟進，直至採取實際行動。若然恐慌沒有導致委員會成立，也不大可能導致立法(81)。
在性精神病犯法例子中，沒有相關政府機構專門負責處理性越軌行為。因此，當草擬法案需要專家建議時，人們經常尋與此問題最有關聯的專業團體協助︰
在某些州份，建立性精神病犯法到達委員會階段時，精神病醫師扮演了重要角色。精神病醫師是比其他人更積極支援該法的利益團體。一個在芝加哥由精神病醫師及神經科醫生組成的委員會，負責撰寫最後成為伊利諾性精神病犯法的草案；該草案由芝加哥大律師公會及曲克郡(Cook County)州律師提出，之後那次州會議在甚少反對下頒佈。在明尼蘇達，除一人外所有州長委員會成員都是精神病醫師。在威斯康辛，密爾瓦基神經精神病學會(Milwaukee Neuropsychiatric Society)有份要求密爾瓦基犯罪委員會(Milwaukee Crime Commission)制定法律。在印第安納，首席檢察官委員會從美國精神醫學學會收到所有其他州份已頒佈的性精神病犯法副本(82)。
近年，精神病醫師在刑法其他範圍的影響逐漸增加。
無論如何，關於這個例子重要的不是精神病醫師影響力越來越大，而是道德運動家在其運動發展至某階級時，往往需要專業人士協助，以恰當形式草擬恰當的規則。運動家本身通常不注重這些細節。對他來說重點是勝利；至於怎樣勝利則留給他人來想。
運動家以他人之手草擬特定規則，就打開了讓許多無法預計影響介入的那道大門。為運動家草擬法案那些人也有個人利益，這些個人利益有可能影響他們準備的法案。由精神病醫師起草的性精神病犯法，很可能有許多市民——為「要對性罪行做些事」這種熱情打頭陣的人——沒有想過的特點，這些特點反映的，是精神病醫師組織的專業利益。
道德運動的結局
一場運動可能取得驚人成果，正如禁酒運動導致憲法第十八修正案那樣。運動也可能完全失敗，像意圖消滅吸煙或反對活體解剖運動就是如此。聖戰亦可能取得成功，其成果卻因公眾道德轉變及司法詮釋的限制增加而削弱；這就是反對猥褻文學運動的情況。
一場成功運動其中一項主要影響，當然是建立一項或一套新規則，通常同時還會提供相應的執法體制。我將會在稍後考慮這項影響。然而，運動成功還有另一項影響值得一提。
當一個人成功推動一項新規則成立——或者這樣說，當他找到了聖杯——他的工作就完結。那場消耗他那麼多時間、精力與熱情的運動過去。這樣一個人在開始其運動時，很可能是一名外行人，一名因對該議題、對他想要建立的規則內容有興趣，而投身運動的人。肯尼斯‧博克(Kenneth Burke)曾指出，一個人的職業可能會成為其關注事物。此公式反過來也同樣適用。一個人關注的事物可能成為其職業。一開始對道德議題的業餘興趣可能變成幾乎全職工作；對許多改革者來說正是如此。因此，運動成功令聖戰者失去工作。這樣一個失去用處的人，可能會擴展其興趣，警覺地找出新事物，界定新罪惡，並指出必須為此做些甚麼。他成為尋找需要改正的事物、尋求需要新規則情境的專家。
當運動製造出為其奮鬥的大型組織時，該組織職員比個人運動家更可能尋找值得擁護的新原因。此過程戲劇地反映在健康問題領域內，全國小兒麻痺基金會(National Foundation for Infantile Paralysis)因發現消除可致病脊髓灰質炎(epidemic poliomyelitis)的疫苗後變得無所事事。該會重新命名為涵蓋更廣的全國基金會(The National Foundation)後，其職員迅速發現其他可讓組織奉獻精神及資源的健康問題。
不成功的運動——其目標不再吸引擁護者，或者運動達成的目標再次喪失——會依從以下兩條路徑其中之一。一方面，它或會直接放棄其原來目標，並集中保護組織已建立的剩餘成果。根據一項研究顯示，這就是退休年金改革運動(Townsend Movement)的結局(83)。一場失敗的運動，也可能會堅持日漸失去支持的目標，正如在禁酒運動的情況。古斯法特描述女性基督徒禁酒聯盟現役成員為「敗退的道德家」(84)。正當美國反禁酒意見日漸流行，這些女成員也沒有放鬆對飲酒的態度。與此相反，她們開始對以前「體面的」人不再支持禁酒運動感到不滿。女性基督徒禁酒聯盟成員的社會階級由中上層移向中下層。它轉為攻擊以前得到支持的中層階級，認為中層階級正是接受適度飲酒的群體。以下古斯法特向女性基督徒禁酒聯盟領袖訪問的引語，就表現從某種「敗退道德家」的味道︰
當這個聯盟最初成立時，我們擁有許多城市中最具影響力的淑女。但現在她們則覺得我們這些反對喝杯雞尾酒的淑女有點古怪。我們有一位承包商妻子與一位牧師妻子，但律師與醫生的妻子則遠離我們。她們不想其他人覺得她們古怪。
我們懼怕適度飲酒多於一切。飲酒成為所有事的重要部份——甚至包括教會生活及學院。
它不知不覺走進官方教會理事會中。他們在自己的冰箱中存酒……這裏的牧師認為教會走得太遠，他們為協助禁酒事業做得太多。他害怕自己會觸怒某些有影響力的人(85)。
因此，只有部份運動家成功達到目標，並透過建立新規則創造出新的局外人團體。有些成功者發現他們熱衷於運動，並尋求可發動攻擊的新問題。其他運動家則失敗收場，他們不是放棄其獨特目標以支援他們建立的組織，並集中於維護組織的問題本身，就是自己變成局外人，繼續擁護並鼓吹隨時間而日益古怪的信條。
註釋︰
(75) Joseph R. Gusfield, "Social Structure and Moral Reform: A Study of the 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LXI (November, 1955), 223.
(76) 前引書。
(77) 見Raymond G. McCarthy, editor, Drinking and Intoxication (New Haven and New York: Yale Center of Alcohol Studies and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59), pp. 395-396.
(78) 此說法出現在Oscar Lewis, Sagebrush Casinos: The Story of Legal Gambling in Nevada (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 1953), pp. 233-234.
(79) Edwin H. Sutherland, "The Diffusion of Sexual Psychopath Law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LVI (September, 1950), 142-148.
(80) 前引書，p. 142.
(81) 前引書，pp. 143-145.
(82) 前引書，pp. 145-146.
(83) Sheldon Messinger,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A Case Study of a Declining Social Mov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XX (February, 1955), 3-10.
(84) Gusfield, 前引書, pp. 227-228.
(85) 前引書, pp. 227, 22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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