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問題
道德問題出現在所有社會學研究，但越軌互動理論特別容易引起這種爭議。道德批評來自政治中間派及其外；來自政治左翼，也來自局外圈子。互動理論被指責為向敵人提供協助及便利，不管敵人是指那些為現有秩序帶來不穩的人，還是指權威體制。互動理論被指責公開擁護非主流規範、拒絕支持反權威體制，及(對局外圈子來說)表現出支持反權威體制，卻狡猾地擁護現狀。
互動理論是破壞者。許多批評(不一定是保守派的，雖然有部份是)相信越軌互動理論公開或秘密攻擊主流道德，故意拒絕接受主流道德對何謂越軌的定義，並質疑處理越軌主流組織賴以運作的前提。林默特(Lemert)，舉例而言，這樣說︰
表面上越軌社會學似乎以比較抽離或科學的方式，研究特定類型的社會問題。然而其色調、語氣及研究對象的取捨，表現出對國家當權社會控制機構的意識形態、價值及方法，一種強烈堅定的批判立場。在極端陳述中越軌表現為僅是隨心所欲、偶然或偏頗決定的結果，並可理解為一種社會心理學過程，當中不同團體試圖建立一種環境，以永遠維持既有價值及表現或增進特定團體權力。這給人的印象是，關於社會控制機構的描述與分析，都是為了表現它們無法做到它們嘗試做的事，以及它們不時侵蝕「不能剝奪的權利」與「自由」。這樣看來，越軌社會學比起科學更像是社會批評。它對幫助與促進為維持我們社會獨特品質——選擇自由——而有實際需要的那些決定與控制貢獻甚少。(Lemert, 1972, p. 24)
這類批評認為堅持視官方及主流觀點為有待研究對象的原則，而不是接受這些觀點為事實或自明真理，是對社會秩序的惡意攻擊(Bordua, 1967)。
再次想想「標籤理論」無可避免混淆它意圖解釋的事與其解釋這種批評。如果它視越軌僅為回應它那些人的定義事宜，卻又同時假定有一項有待他們回應的甚麼越軌(deviant-something-to-which-they-react)，那麼越軌就必然會不知怎麼先於回應而存在。有些批評並未注重我之前討論的真正邏輯疑難，卻認為一項行為必定有某些特質可視為越軌，並獨立於所有人的反應外。
他們通常會在行為違反一項眾所認同的規則中尋找那種特質(例如Gibbs, 1966; Alvarez, 1968)。他們認為不認同某些行為真正越軌那些理論家——最少就違反規則來說——是墮落的。
但是互動理論家——他們並不特別墮落——強調行為與反應互相獨立，透過組合做出一項潛在越軌行為與否，以及定義越軌的回應是否存在，建立一個由四格構成的特性空間。在此程序中令批評不滿的似乎是，「越軌」一詞之後更常應用於行為被定義為越軌那一對空格，而不管據稱的行為是否發生。這種取態大概反映分析人員不願像是認同潛在越軌行為此一負面分類。這種不願意出於分析人員意識到規則的內在情境特質，這種特質只存在於對各種情境不斷更新的共識中，而不是基本價值持續的具體化身(見Strauss et al., 1964關於「協商秩序」的概念)。
無論如何，若然互動論者一般稱越軌為做出潛在越軌行為，而不論有沒有相對的回應，應該會較少人反對。我們當中許多人較寬鬆地運用此詞涵蓋三種可能包含越軌的情況︰做出一項潛在越軌行為而沒有越軌定義；有越軌定義而沒有做出行為；以及兩者同時存在。這種草率值得受到批評，但重要的是，三者中任何一點都不是越軌的全部故事。越軌故事在於所有參與方的互動。
更進一步說，真正攻擊社會秩序的，是堅持所有參與方都是合適研究對象。較早期定義越軌領域為研究據稱違反規則的人，因if1把規則建立者與執行者排除在研究之外而遵從了社會秩序。一個人若排除在研究之外，其聲稱、理論及陳述就不會受到批判的詳細檢驗(Becker, 1967)。
互動論者拒絕認同主流理論，引起一種對主流權威及道德聲明的批判態度，以及令這些聲明的發言人與擁護者對互動論分析懷有敵意。因此，警方官員聲稱大部份警察是誠實的，只有少數任何地方都有的害群之馬。發現警察不當行為起因於警察工作組織的結構規則那些社會學研究，則引發警察對社會科學家的「防範」。同樣，聲明精神病是由社會定義的事情(例如Scheff, 1966)，引起在精神病院中人們確實生病的回應(Gove, 1970a, 1970b)，這種回答不考慮定義的爭議，反而抨擊含蓄的道德爭議，指精神病學家歸根究底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互動理論擁護權威體制。因已提及過的原因，互動理論看來(並且是)比較左翼。不論是否有意如此，它們侵蝕了主流思考模式與既有制度。但是，左翼以一種與較中間路線相對的形式批評這些理論(103)。正如認同現存制度的人不喜歡互動理論質疑其假設與正當理由，認為現存制度腐朽的人則控訴互動理論無法指出那些制度腐朽。兩者都在控訴一種含糊不清的道德立場，指明一種不幸的「價值中立」意識形態帶來麻煩，並稱這種意識形態裝作中立，卻實際上信奉一種看情況而言「激進」或者「純粹自由派」的意識形態(Mankoff, 1970; Liazos, 1972)。
這種麻煩顯然出自價值中立概念中某些模稜兩可之處。我認為所有社會科學家都同意，假設有一條問題及一種取得答案的方法，任何科學家，不論其政治或其他價值為何，都應該會得到差不多的答案，不管我們怎樣想都「就在那裡」、由那些頑強事實世界提供的答案。在此範圍內，一名左翼社會學家意圖以自己或他人研究發現為政治行動的基礎，他就最好努力做好此事並希望它能夠完成。否則，他的行動或會因其價值阻礙他觀察而失敗。
這種簡單構想無可置疑。但所有社會科學家都或多或少無法達成這個目標，此失敗可能以某種方式起因於科學家的價值觀。我們或會錯算人口普查的黑人公民數目，因為我們不認為值得以額外麻煩——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去尋找他們。我們或會無法調查警察貪污，因為我們認為這不太可能存在——或者因為就算存在，因此引起關注可能並不合適。我們或會指出我們可以透過檢測抗議者人格理解政治抗議，並因此暗示他們反對的制度與其異議行為無關。我們的工作或會協助權威對付鬧事者，例如我們發現激進主義的相關因素，令學校權威、僱主及警察可以用來除去潛在鬧事者。
在我們從價格中立的技術概念，轉到問題取捨、說明問題的方式及研究發現可如何應用時，道德問題就更加逼切。這些問題部份是由於社會學未能嚴肅看待自己，跟從我們每一種基本理論都有——但或許在互動理論中最明確——的要求(Blumer, 1967)︰要研究一個情境中所有相關人士，以及他們的關係。我們跟從這項要求，就會在警察貪污存在並與我們研究相關時自動追查。跟從它我們就不會研究政治抗議時只看到抗議者。一種嚴格跟從自己訓誡的價值中立社會學不會這樣困擾左翼。
不過，運用研究發現的問題就無法輕易解決。另一使許多專業團體煩惱的問題也是︰專業社會學家是否有權利，因他是一名社會學家，為道德及政治問題提供特別意見。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或能在有正當理由下，發表關於眾多政策影響的專業意見。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們可能特別關心他們正在為誰的利益服務。但我們會發現更難用證據證明社會學家因其學科知識，而在道德問題方面有任何特別知識或值得我們注意。為甚麼？因為科學，我們說，是價值中立的。之後我們繼續作脆弱、不可能在實際中維持、關於社會學家身為科學家與社會學家身為公民的區分。我們都同意那名公民——社會學家——不只會有道德立場，而且無法避免如此。
我們實際上無法保持這種區分，因為，正如艾特(Edel(104), 1955)正確表示，查清事實、建構科學理論及做出道德判斷三者無法明確分辨。你無法以那是甚麼為前提邏輯推論出應該做甚麼，因此，負責任的道德判斷非常依賴我們怎樣評估世界及其組成部份、它們怎樣運作、它們能做甚麼。那些評估則依靠良好的科學工作。這類評估令我們看到我們研究對象全面的道德複雜面向、我們的抽象道德信念怎樣應用於個別情況，以及我們對各種價值的偶發信念，如正義、健康、慈悲或理性之間，怎樣相交、聚合與衝突，繼而影響我們的道德判斷。
我們的工作不斷與道德問題對話；它持續受我們的道德考慮啟發與指引。我們不想自己的價值，影響我們評估自己關於社會生活的陳述是否有效，但我們無法阻止它們影響我們要選擇調查甚麼陳述，或者怎樣運用我們的調查結果。我們也不應介懷這種影響。同時，我們的道德判斷，也不得不因我們相關的科學工作知識增加受到影響。科學與道德總是互相交集。
以大麻吸食為例。在我們對它的觀感從放縱沈溺於墮落快感這種圖象，轉至平息內心衝突的無情心靈強制力，正如精神病學理念與數據所說那樣時，我們的判斷必然會改變。當我們視它為相對無害的娛樂，在社會與個人層面中最嚴重的後果，似乎是來自非吸食者對吸食者的反應時，我們的判斷會再次轉變(見Kaplan, 1970; Goode, 1970)。我們當中關注盡可能增加人類自由的那些人，現在就會集中留意關於因為沈溺快感引起的害處，相對於反對這樣做導致的害處有多嚴重。我們可能會研究執法系統的運作、在官僚間發展的既得利益，以及令利益運作的倡議者、令這些人偏離原本目標的力量，他們原本目標與實際情況及影響的差異——研究以上所有事以追求自由價值。我們會有心理準備發現，我們的調查基礎前提可能有誤(例如，執法系統有效運作，並真誠處理個人與社區的嚴重問題)，我們會展開自己的研究令這種發現變得可能。
有其他道德立場的社會學家，可能會調查同儕壓力、大眾傳媒及其他來源，它們影響個人，令人們服食藥物，並因此藉由釋放道德限制的機制破壞社會秩序。他們可能會檢視某種微妙方式，當中那些壓力逼使人們服食藥物，因而以早期心理學理論擔憂的抽象方式限制自由，即使相關機制各有不同。他們也有心理準備發現其前提與假說無效。完全無法關注此事的社會學家因而會表示，因為其信念在道德上恰當的做法是忽視它。
越軌互動理論因論者發現此科學研究與道德判斷之間的複雜圖像過份捉摸不定及不夠直截了當而受到攻擊。正如中間派論者控訴互動理論墮落地不願承認強暴、搶劫及謀殺是真正越軌，左翼論者則爭論互動理論拒絕認識階級壓逼，種族歧視及帝國主義是真正越軌，或者貧窮及不公義是真正社會問題，不管人們的定義為何(Mankoff, 1968)(105)。兩方都想看到其道德偏見，透過含蓄利用有廣泛認同的道德判斷，以不受檢驗的事實陳述這種方式融入科學工作中。
因此，如果我說強暴是真正越軌或者帝國主義是真正社會問題，我就令這些現象擁有某些實證特色，即我們所有人都同意它們值得指摘。我們或能藉由自己的研究得出這種結論；但人們往往要求我們理所當然地認同它。定義某事為越軌或社會問題，令實證論證變得毫無需要，令我們無法發現自己的偏見錯誤(當世界不如我們所想時)。當我們用定義供奉起自己的道德判斷，以避免它們受實證測試，我們就犯下感性主義的錯誤(106)。
科學家往往希望社會學理論、科學證據與道德判斷的某種組合，看來好像只是定義的簡單事宜。有強烈價值信念的科學家(不論是哪種政治或道德取態)似乎特別傾向有這種希望。為何人們希望將自己的道德偽裝成科學？很有可能是他們認為或感知到，不承認那「只是一項道德判斷」，而是裝作那是一項科學發現，在當代擁有修辭上的優勢。所有參與主要社會及道德爭議的人，都試圖取得這種優勢，並表現出其道德立場是多麼不證自明，以致可無庸置疑地用這種道德立場為其理論、研究及政治綱領的前提。我建議左翼——我也多少認同左翼——我們應該直接及公開攻擊不公義與壓逼，而不是裝作視這些事情為邪惡的判斷，可以用某種方式從社會學第一原則推斷出來，或者單是依據實證發現就能成立。
我們的道德傾向與判斷，雖然確實對我們的科學工作有影響，卻應該在構成社會學者工作的各種活動中有不同角色。當我們以實證數據測試自己的假說與論點時，我們嘗試將它們的影響儘量減少，以免那種主觀想法左右我們的結論。但是，當我們選擇研究問題時，我們會考慮到(加上各種實際事宜，例如我們取得接觸的能力；以及各種理論考慮，例如達致強力而廣泛結論的機會)潛在研究發現為我們關心的道德問題帶來甚麼壓力。我們想發現自己最初的判斷是否正確，有甚麼行動對我們與其他在該情況中的人來說可行，我們希望收集的知識會帶來甚麼好處。當我們決定根據調查發現我們採取甚麼行動，當我們決定向誰提供意見，我們的道德信念明顯控制這種選擇——雖然我們仍然想在評估所有這類行為中保持準確。最後，我們有時會根據我們想進行甚麼行動與想幫助甚麼人，選擇問題與方法。
圈外人的批評。有些論者(如Gouldner, 1968)認為越軌互動理論雖然看來是反對現有體制，事實上卻藉由攻擊壓逼體制較底層的官員，從而令負責壓制的較高層免受損害——更進一步而言，是協助他們舉報不受控制的手下——以支持現有體制。
以我們現有的知識，我們只能不確定地回應這種質疑。沒有證據可以支持這種批評，也沒有證據可以確切否定它。這種批評既提及互動理論的整體道德意圖，也提及研究及建構理論的影響這類事實問題，我們可以在此範圍內質疑這種批評。
就像一般互動理論，越軌互動理論注重社會行為人怎樣定義彼此及其環境。越軌互動理論特別注意定義權力的差異；某一團體是怎樣取得與運用權力，以定義應如何看待、理解及對待其他團體。菁英、統治階層、老闆、成人、男人、白人——一般居上位的團體——也透過控制人們定義世界、世界的組成部份與可能情況，如同他們運用更簡單形式的控制一樣，以維持他們的權力。他們可能會用簡單的手段來建立霸權。但建基於操弄定義與標籤的控制，運作則更為暢順，成本也較低；居上位者偏好使用它。攻擊等級結構始於攻擊誰是誰與甚麼是甚麼的定義、標籤及主流認知。
歷史推動我們日漸走向更為隱蔽的控制模式，它以控制應用於人們的定義與標籤為基礎。我們藉由指責人們做出各種越軌行為來施加控制。幾乎所有現代政府都利用精神病學診斷、設施及人員限制從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 到Z‧A梅德維傑夫(Z. A. Medvedev[Zhores Aleksandrovich Medvedev])等各種帶來政治麻煩的人(Szasz, 1965)。當我們研究道德倡議者怎樣令規則建立，以及規則執行者怎樣將那些規則應用於個別案例時，我們是在研究每種描述中居上位者怎樣維持其地位。換言之，我們是在研究某種形式的壓逼，以及壓逼成為「正常」、「日常」與合法狀態的手段。
大部份互動模式越軌研究集中注意局部越軌戲劇的即時參與者︰參與各種形式罪行與罪惡的人，以及這些人日常會遇到的執法者。我們更傾向研究警察、精神病院服務員、監獄守衛、精神病學家等等，而較少研究其上司或上司的上司。(當中也有例外︰梅星嘉[Messinger, 1969]研究監獄管理層；杜爾頓[Dalton, 1969]研究工廠經理；史高歷克[Skolnick, 1969]應用越軌理論研究美國政治抗議。)
但注重低層權威機構既非唯一亦非無可避免；其實際影響在於質疑為其下屬行動負責的較高層權威機構。這些較高層權威機構可能明確指示那些行動、以暗號指示使他們有需要時可以否認發出命令，或者單純因無能及忽視而令行動出現。若那些行動值得指摘，那麼較高層權威機構也以某種方式值得譴責。即使沒有任何將軍因美萊村屠殺而受審，這些事件已動搖人們對越南軍事行動是否道德正當及對相關負責高層的信任。與之相似，當我們認識到駐校精神病學家怎樣代表校方而不是病人的利益(Szasz, 1967)，我們也多少失去對主流精神病學制度的信任。較高層官方發言人如何迅速反駁關於較低層貪污、無能或不公的分析，令我們最少清晰地看到，這些分析既攻擊制度也攻擊其代理人，既攻擊高層也攻擊其下屬。這種研究令我們以制度自己的專業目標，以及它偏好的自我描述為標準，調查制度的實際運作，因而在這方面有獨特的道德攻擊力。正因如此，我們的工作，在產生任何可評估社會或其部份合作的事物時，總是會帶有一種批判的目標。
結論
以互動取態研究越軌不只釐清通常按主流成規研究的越軌現象，也令我們關於越軌的道德觀點更為複雜。互動取態始於使事物更為清晰與複雜這種雙重任務，它令社會學家注意到，在我們研究越軌現象時需要涵蓋更為廣泛的人與事件，它令我們感受到廣泛事實的重要。我們研究道德戲劇中所有參與者，包括指責人與被指責的人，而主流觀點不能令任何人免於我們的專業調查，不論那些人是多受尊重或地位有多高。我們小心觀察研究對象的實際活動，嘗試認識所有行動者會注意的偶發事件。在工作中我們不接從越軌戲劇召喚任何神秘力量，我們尊重令我們直白地注視需要更精巧資料搜集及理論分析那些事件與個人利益的那一種常識。
在另一層次上，互動取態向社會學家展示，越軌戲劇每一層面都有一項重要元素，也就是將定義——包括情境、行為與人的定義——加諸他人者，是有足夠權力或有充份合法地位這樣做的人。要對此有全面認識就需要徹底研究那些定義，以及這些人建立並獲取合法與理所當然地位的過程。
在現時的環境下，有兩種層次的分析令互動取向帶有一種激進的特質。互動分析通過令道德倡議者(與其他尋求控制的人)成為研究對象，減少了社會等級結構的可信程度。互動分析質疑真理獨佔與居權力及權威地位那些人聲稱的「完整故事」。互動分析建議我們需要自行發掘關於據稱越軌現象的真相，而不是依靠理應滿足任何良好公民的官方解釋。互動分析對由體面之人及法定權威機構建立的指責與定義採取相對主義立場，視這些指責與定義為社會科學分析的原始資料，而不是無庸置疑的道德真理陳述。
最後，越軌現象互動分析在以下意義中變得激進︰主流權威機構認為它是激進的。當權威機構——政治的或其他——多少透過令事物混淆與神秘來施行權力，一種令事情更清楚的科學不免會侵蝕這種權力基礎。當權威機構的制度與司法，成為互動分析的抨擊對象時，權威機構就會責難這些分析「有偏見」、無法認同傳統智慧與價值、對公共秩序造成破壞(107)。
互動分析的這些影響，正是藉由釐清在各種道德舞臺，如法院、醫院、學校及監獄中發生何事，令我們身為科學家的道德位置更為複雜。這些影響使我們不可能忽視自己工作的道德意義。即使我們希望如此，那些感到自己受攻擊的權威機構，也通過堅稱我們需為那些意義負責——當然，我們是——打破一種中立科學的幻想。
本文關於越軌理論近期發展的討論，令我們開始考慮到當代社會學的道德意義。我們可以進一步探索這一難題，以類似方式檢視在其他社會學領域，如教育制度、醫療服務、軍隊、工業及商業的研究——確切地說，這包括其他所有釐清人們與制度活動，因此影響我們對它們的道德評價那些社會學研究領域。
註釋︰
(103) Richard Berk向我建議，決定誰是左派或「激進」的長久困難，導致我現時討論那些批評的情況，即使是來自多麼認同自己或受他人認同的人，這些批評卻並不走出馬克思主義社會分析之外，或許馬克思主義社會分析更有理由要求該標籤。他更提出這種取態的批評，可能注重有多大可能建立一種在傳統廣泛社會階層分類特色分析，與越軌互動理論中較小單位特色那些較精細研究建立一種連續特性。我認為這種連續特性存在，但並不準備精細分析這一點。
(104) Irving Louis Horowitz令我遲來地認識到Abraham Edel的著作。
(105) 以下陳述恰好說明這些主題︰「但是，即使我們當中少數人對此非常關注，企業經濟令更多人受傷及死亡、比任何窮人做的事(暴力研究的慣常對象)更為暴力，這卻不算是社會事實？有甚麼理由與需要，令貧民區窮人的「暴力」，比軍營令新兵對殺「敵」(「東方人類」，軍艦訓練中這樣教導我們)麻木更值得我們關注？但因為這些行為不被標籤為「越軌」，因為他們是主流、建制及正常的，其「越軌」特質就可忽視，它們也不屬於越軌社會學範圍之內。儘管這些社會學家有最自由派的意志，他們似乎保存了他們想要打破的想法，以及其他他們不為意的概念。」(Liazos, 1972, pp. 110-111)
(106) 最少一位論者 (Gouldner, 1968) 誤讀我對感性主義的批評為恐懼情緒。在"Whose Side Are We On?" (Becker, 1967, p. 245)一文的定義，已清楚表明我的本意︰「我們是感性的，特別是當我們的理由是，我們最好不要知道發生何事，不然就會損害對我們或許不為意其存在那些人的同情心。」
(107) 有關激進社會學概念更為全面的討論，見Becker and Horowitz, 1972。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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