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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田島是日本的安納波利斯(3)，它對戰前日本數百萬年青人來說既是聖地，也是夢寐以求之處。每年數以百計學業成績優異並受推薦的有志年青人，都會競爭這裡少數公共或自費的入學機會。人們會預期這種篩選系統會培養出傑出的海軍軍官。但這競爭激烈學校的許多畢業生遠不及傑出水平，有些更完全辜負國家的期待。我談到江田島與其體系不是想聲討它，我只是希望反映事實並讓讀者自行判斷。
我在1918年8月26日入學。當天我穿上配有七顆黃銅鈕的雪白制服，成為真正的武士。我在制服配上一把裝飾短匕首，就像祖父年輕時佩帶它一樣。
江田島是面臨寬廣海軍軍港吳港的小島，位處瀨戶內海，鄰近廣島。我們在軍校的學習課程為時四年。除暑假與短期回家休假外，我們生活在這島上與世隔絕。
入學三天後，當我準備進入自己宿舍，一名三年級生向我大聲叫嚷，「停下！」當我照做時，他急忙走來並憤怒地要求，「為甚麼你沒向我敬禮？」
我不知道怎樣回答，因為在他命令我前我甚至沒見過他。
「立正！」他吼叫。「站穩準備好。我要打走你的鬆懈。」
他用拳頭打我的臉十多次。如果我真是立正，他第一拳就會將我打倒在地。這對待令我非常震驚。我帶腫流血，蹣跚走回自己的營舍。
第二天早餐時一名高年生發現我制服沒扣好鈕扣，我腫脹的臉遭受另一輪拳擊。這第二名攻擊者比第一名強壯。我的左耳整天持續耳鳴。
當一名新生被指違反紀律，同隊所有其他學生都要排好受一拳。所有新生都受這獨特的紀律體系影響，當中並無喘息的機會。每星期日180名新生在練兵場集合，在烈日下保持立正四至五小時。教官與其高年級「助教」一直監察與命令我們。這星期日課堂時間總被幾乎無休止的拳擊打斷。
受這種對待數個月後，新來者變得像綿羊般服從。每個人面上都帶有遭橫蠻暴力的證據。我耳朵的問題變成長期病，到今天我仍受到影響。
對部份男孩來說這種嚴苛體罰似乎不太令人震驚。他們可能在類似環境中成長。在某些日本家庭嚴父會隨意體罰其子女。許多縣立學校老師也暴虐地對待男學生。
對我來說這不一樣。我是武士家庭自豪的兒子。家中沒有任何人試過打我。在我學校也從未運用體罰方法。
或許我多少受溺縱。或許我未準備好投入軍人生涯。不管如何，江田島的體罰令我憤慨難受。即使時至今日，當我回想起軍校早期生活時仍然會覺得作嘔。
我有些高年級生是殘暴虐待狂。他們單純以恐嚇新生取樂。至今我仍厭惡看到這些人，即使我們共同經驗過戰爭的辛勞與悲慘並有幸生還。
每天0530我們被軍號喚醒，學習與訓練至熄燈時間2100，中途沒有任何休息時間。苛刻的星期日日程持續了六個月。之後新生獲得其第一次休假，生活變得稍為可以接受。所有慣例毆打在我們渡過第一年後停止。
在休假時，所有學生不准離開鄰近城鎮範圍。星期日慣常活動是爬山、環島遠足或在俱樂部躺臥。
我們其中一位出色的同學是長澤浩。他來自北日本，風度翩翩，似乎不介意軍校斯巴達式的體罰。在遭教官或學長野蠻體罰後，他的俏皮話總是令我印象深刻。
他與我同在180人新生班中前列。他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在指揮與參謀工作均表現良好，1954年加入新日本海上自衛隊，並於1956年成為海上幕僚長。在江田島他受所有同學喜愛及尊重，但沒人能夠預視他這樣的未來。
我知道我許多同僚回顧其軍校生涯時充滿甜蜜懷念。但是，僅僅是因為體罰這點，我就無法與他們有同樣感受。
家中來信總是帶來難過的消息。這也是我在軍校中感到不快樂的另一原因。第一項壞消息是我姊姊詩死於結核病。因為她留下兩名年幼孩子，我另一位姊姊喜代被勸嫁給詩的丈夫。喜代寫信告訴我她不願意，之後她最終認命。這情況令我相當不安，因為我很喜愛喜代。
一年後喜代拋棄其丈夫與繼子女回母家。在那年代這樣做完全違反日本女性應有行為。但我不能責怪她。我知道她一定有很好的理由。
這些轉變，加上斯巴達式學園生活，令我在軍校首三年幾乎一直在不斷痛苦與憂鬱的狀態。在最後一年軍校有一位新校長。他就是鈴木貫太郎中將，我生命中第一位真正偉大的人。
鈴木將軍只在此職兩日，當時他召開一場教職員會議。他發怒嚴厲禁止所有體罰。「這學校是以培養良好軍官為目標，不是養牛，」他怒吼。
隨後鈴木就整個軍校體系推行連串大幅改革。他希望鼓勵學生的興趣與學習熱情，並堅決反對所有形式的暴力。
我感覺鈴木中將應該更早前來。對學校不幸的是，鈴木並未停留很久。他對江田島，甚至帝國海軍來說都太偉大。他相對地較早退役，成為天皇的侍從長。1945年他成為首相，在投降同盟國時領導國家。在他之後江田島接連由平庸的將軍領導，鈴木的改革也日漸被遺忘。
1921年7月16日，我在150名學生中以第十四名畢業。父母得知此事後感到高興與自豪。但我知道，我可以做得更好。
譯註︰
(3) 美國海軍學院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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